星期二, 10月 09, 2012

齊澤克《危險地夢想的一年》(節譯/初稿) "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 by Slavoj Zizek

《危險地夢想的一年》(節譯 /初稿)

"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 by Slavoj Zizek (齊澤克)

**備註:(1)本文為齊澤克剛面世新書"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的節譯
    

翻譯:張超
編輯:齊澤克學會 http://Facebook.com/Zizek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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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關鍵詞: Zizek, Occupy Wall Street, Badiou, Event, Middle East, uprising, revolution




2012年我們又身處何處?2011年堪稱「危險地夢想的一年」,激進解放主義政治在全球各地復蘇。一年之的現在,每一天都更進一步證明,這場覺醒是多麼脆弱與反復無常,它的每個側面都亮起了警示自身精疲力盡的紅燈:阿拉伯之春的激情深陷妥協與原教旨主義泥沼;占領華爾街運動也失去活力,以至於借着「理性狡計」的外衣,不得已將那些在祖高蒂公園(Zuchotti Park)和其他地點清理運動抗議分子的警察,當成偽裝的救星(以期待早日結束),來掩飾普遍存在的朝氣全無。世界各地的情形也都如此:尼泊爾的毛主義分子似乎也被反動保皇力量利用政治陰謀挫敗;委內瑞拉的「玻利瓦爾」實踐運動越來越退步成為在國家元首帶領下的民粹主義……在這令人沮喪的時刻,當夢想似乎要消逝,我們又將怎麼辦?我們的唯一選擇是否只有「對崇高的熱烈時刻的懷舊自戀式回憶」或「對為何真正嘗試改變情況必然失敗的犬儒現實主義解說」?



首先要聲明這種背地裡的不滿仍舊嚴峻:憤怒正在累積,新一輪的起義將緊隨其後。2012春離奇又超乎常理的相對平靜在背地裡的緊張對立持續升溫之下日益千瘡百孔,宣告
新一的爆發。使情況凶兆重重的是那種全面彌漫的封堵感覺:明確的出路渺茫,精英階層已經很明顯地失去了統治能力。使現狀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民主制度的失敗成了眾人皆知的事實:相同的挫折感在希臘和西班牙大選之後依舊存在。我們應當如何解讀這種憤怒的信號呢?在「拱廊計劃」(Arcades Project)中,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引用了法國歷史學家安德烈‧蒙格龍(André Monglond)的話說:「過去的時代在文學文本中留下了自己的影像,就好比光線在感光平面/底片上印刻出來的影像一樣。只有未來單獨擁有特效顯影劑來精確重現這些影像。」[1]諸如占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在希臘和西班牙爆發的行示威等等運動,都是只有在未來才能解讀的表象。換句話來說,我們應該放棄通常歷史學家使用的通過背景環境和起源來解讀一個事件的做法,激進解放運動的爆發是不能這樣解讀的:與其把這些激進解放運動視為過去到現在的延續,我們倒是應該從未來的角度審視它們,就是說我們應該將其解讀為未來烏托邦零星的、扭曲的(有時甚至是相反的)隻言片語,雖然現在這個烏托邦依舊以一種潛在力量的形式沉睡當下。根據德勒玆(Deleuze)觀點──普魯斯特(Proust)的話說──「人和事物在時間長中的地位(重要性)是不能他們在空間出現地點衡量的[2]:「臭名昭著的瑪德琳蛋糕」(the notorious madeleine)當下出現在這裡,卻和現在所發生的一切無關。[3]同樣的,一個人應學會辨識的藝術,站在參與者的主觀角度,辨識出當下空間中的元素,這些元素當下出現在這裡,從時間上看卻屬於一個被解放了的未來,一個共產主義的未來。




然而在我們應該學着從未來的角度觀察種種表面跡象的同時,也應當明白我們現在所作所為只有在未來降臨的時刻才能夠被解讀,因,我們就不該過寄希望於絕望般搜尋當今社會的「共產主義萌芽」。我們因此應該在從未來(假想共產主義)的角度解讀當下的表面跡象和保證未來徹底開放性之間努力尋求一種微妙的平衡:只有徹底的開放性將導致我們深陷決斷主義分子(decisionist)的虛無主義(nihilism)中,必然跳入(老莊)無為(void)的深淵,然而完全依賴於從未來角度解讀的跡象會使得我們身於決定論分子(determinist)的盤算中(
從元語言的角度來說,我們知曉未來是個甚麼樣子,知曉未來總歸會從歷史的軌跡中脫穎而出,我們僅需實現這一切)。然而,我們需要為之努力尋求的微妙平衡和所謂用明智的「中間道路」理論來避免這兩種極端根本不是一回事(「總的來說,我們知曉那即將踏入的未來的樣子,但是我們與此同時也要保持對不可預知的偶發事件的開放性」)。從康德理論的角度來看,未來角度解讀的表面跡象並非本質性的,而是形式性的;這些跡象的形式受到主觀左右,即這些跡象並非從任何中立的「客觀性」的歷史研究中就可看出,他們只能從參與者的角度解讀——從帕斯卡的理論上講追隨這些跡象的行為依舊是有關存在上的一種賭注。我們這裡討論的就是一種時間上的回環,這用科幻小說來舉例再好不過,幾百年後時間旅行成為現實,那時的一位藝術評論家對處於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位紐約畫家的作品如痴如醉,便穿越回到這個時代前來拜訪;藝術評論家發現這人是個無可救藥的酒鬼,甚至還偷了他的時間機器逃回未來;藝術評論家獨自一人處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世界,便畫了那些在未來讓他如痴如醉的作品,那些導致他穿越回到過去的作品。同樣的道理,當下未來才能解讀的關於共產主義的表面跡象僅僅是一種可能性,只有當我們沿著這些表面跡象前進,這種未來的可能性才會實現——換句話說,似是而非的,這些跡象比創造他們的未來提前出現。回想帕斯卡關於「隱秘的上帝」(deus absconditus)的話題,關於只有努力追尋的人,那些參與到追尋之路的人,才能得見的「隱秘的上帝」的話題:


「上帝願意救贖人類,並對追求得救的人們敞開得救之門。然而人類卻使他們自己那樣地不配得救,以致於上帝由於某些人的頑固不化的緣故,便拒絕給他們以他出於仁慈——這種仁慈本不是這些人的應份——而賜給別人的東西;這是完全正當的。假設他曾願意克服最頑固不化的人的拗執的話,那他只消向他們那昭彰地顯示出自己來,使得他們無法懷疑他那本質的真實,就可以做到這一點了;就像到了世界末日將會出現的那樣,那時將充滿雷霆的巨響與自然界的顛倒混亂,以致死者將要復活而最盲目的人也將要看見。他想在他的仁慈來臨之中顯現,但不是以這種方式;因為既然有那麼多的人都使自己配不上他的仁恩,所以他就願意讓他們被剝奪了他們所並不想要的那種美好。因而,他若是以一種昭彰顯著地神明的方式出現並絕對能令所有人都信服,那便是不恰當的。對那些人,他確曾願意使他自己完全能被認識;這樣,他既願意公開向那些全心全意追求他的人顯現,而又要向那些全心全意躲避他的人隱蔽起來,他便節制了人們對他的認識,從而他就使得自己的標誌為那些追求他的人看得見,而又為那些不追求他的人看不見。對那些一心渴望看得見的人,便有足夠多的光明;而對那些懷相反心意的人,便有足夠多的幽晦。」[4]



上帝在奇跡的外衣下帶來這些跡象,所以光明和晦暗交織在一起成了奇跡的特殊之處:奇跡並非對所有人都可見,只對信徒可見——非信徒的懷疑論者(帕斯卡稱其為「失德之徒」(libertins),17世紀的特色之一,正相對於18世紀廣為流行的「放蕩之徒」(debauchery)的說法)就會輕易將其降格為自然現象罷了,並把信徒們視為迷信的受害者。帕斯卡因此也就公開接受了這種釋經上假借奇跡和「教義」(教會教學的東西)的相互依賴現象之名的循環說法:「條例:我們必須憑藉奇跡來審定教義;我們必須憑藉教義來辨識奇跡。這全為真理,卻不相違背。」這裡我們或許能夠用康德的關於理性和(感官上的)直覺之間關係的論述來解釋:無奇跡的教義無果無能,無教義的奇跡無知無意。因此兩者相互間的依賴並非可比:「奇跡為教義而生,教義卻不為奇跡而存在。」巴迪歐(Badiou)的說法帕斯卡用奇跡一詞指明確切的事件,那種現實中本不可能卻突然闖入我們日常生活的情境,一時間自然界因果關係彷彿便不存在,然而這只能是一個
「有觀察意願」的主體參與者的自我處境,這種處境才能真正辨識奇跡。[5]




很多獨具慧眼的馬克思主義者很早就認識到,帕斯卡談論的這個遠非代表退步到反啟蒙主義者神學論話題,是如何前瞻性引領到馬克思主義關於一種革命性理論的說法,這種理論的真理性只能夠從參與其中的階級地位來辨識。這樣看來就共產主義而言我們今日難道不是確切處在同一位置?「天啟共產主義」(Revealed Communism)的時代已經終結:我們不再能夠認為(或者在行動上默認)共產主義的真諦對所有人都是不言自明,並且適用於中立觀點上的理性歷史分析。根本沒有所謂共產主義的「大他者」big Other,也不需要更高的歷史必然性或者目的論去引導和合法化我們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今日的「放蕩分子」(後現代主義歷史懷疑論者)生機勃勃,唯一能夠對抗這些人的方法,即唯一能夠在我們這個充滿偶然性的(contigency)時代斷言(永恆真理之下)(奇跡)事件維度的方法,就是去實踐這種共產主義的信仰:定義當今共產主義分子的是「教義」(原理)本身,這也使得這些共產主義分子能夠識別(當今形勢中的)「奇跡」——即意想不到的社會大動亂,例如埃及開羅解放廣場上持續抗議的人群那種——中蘊含的共產主義本性,在(共產主)未來的角度解讀這一表面跡象。(對於放蕩分子來說,顯然,這樣的事件社會挫折和幻想的結果依舊令人費解,這種爆發很可能將導比其對抗的現實更糟糕的情況。)這樣,又一次,這種未來並非「客觀」,這種未來只能依靠主觀能動性來成為現實,並依靠這種能動性來維持。




也許,我們應當開那些通常針對我們想要的和我們不想要的責備:基本上我們明白想要的東西(至少在長期意義上來說);但是我們真的知道我們不想要甚麼嗎,例如我們是否確切知道我們將要拋棄現在擁有的「自由」中的哪些部分?或者回頭看看我們所謂的妮諾契卡式幽默(Ninotchka joke):我們想要咖啡,可我們是要不加牛奶的還是不加奶油的?(沒有國家?沒有私有財產?等等)這裡我們才必須要堅決高舉黑格爾主義——面向未來的黑格爾開放性是消極的:這都存在於在法哲學中其消極/有限的論述中,就像著名的「一個人不能跳到自己時間的前面」我們從未來得到借鑒上的無能為力根植於追溯既往這個絕對事實之中,這導致未來在先驗上不可預測:我們不能跳到自己的肩膀上來「客觀地」審視自己是如何嵌入歷史的軌跡中的,因為這種軌跡在一次又一次的追溯既往中重塑。卡爾巴特(Karl Barth)
在理論上將這種不可預測性推廣到最後審判本身,用來強調為何上帝最終的啟示根本不可能依據我們自身的期待來揣測。



 “God is not hidden to us; He is revealed. But what and how we shall be in Christ, and what and how the World will be in Christ at the end of God’s road, at the breaking in of redemption and completion, that is not revealed to us; that is hidden. Let us be honest: we do not know what we are saying when we speak of Jesús Christ’s coming again in judgment, and of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of eternal life and eternal death. That with all these there will be bound up a piercing revelation—a seeing, compared to which all our present vision will have been blindness—is too often testified in Scripture for us to feel we ought to prepare ourselves for it. For we do not know what will be revealed when the last covering is removed from our eyes, from all eyes: how we shall behold one another and what we shall be to one another —men of today and men of past centurias and millenia, ancestors and descendants, husbands and wives, wise and foolish, oppressors and oppressed, traitors and betrayed, murderers and murdered, West and East, Germans and others, Christians, Jews, and heathen, orthodox and heretics, Catholics and Protestants, Lutherans and Reformed; upon what divisions and unions, what confrontations and cross-connections the seals of all books will be opened; how much will seem small and unimportant to us then, how much will only then appear great and important; for what surprises of all kinds we must prepare ourselves. We also do not know what Nature, as the cosmos in which we have lived and still live here and now, will be for us then; what the constellations, the sea, the broad valleys and heights, which we see and know now, will say and mean then.”[6]




從這個深刻的見解可以清晰地看到,害怕罪惡不會受到應得的懲罰是多麼錯誤,多麼過於人性本身——這裡,特別是這裡,我們必須放棄我們如下的期待:“Strange Christianity, whose most pressing anxiety seems to be that God’s grace might prove to be all too free on his side, that hell, instead of being populated with so many people, might some day prove to be empty!”[7]相同的不確定性
也適用於教會本身——教會並不擁有超越的智慧,這就像送信的郵遞員並不知曉信件的內容:“The Church can only deliver it the way a postman delivers his mail; the Church is not asked what it thinks it is thereby starting, or what it makes of the message. The less it makes of it and the less it leaves on it its own fingerprints, the more it simple hands it on as it has received it – and so much the better.”[8]



也就不奇怪為何黑格爾提出了同樣的關於政治上的局限性:尤其是作為共產主義來說,我們應當使自己遠離任何關於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積極的臆想。讓我們回想下馬可福音13章中基督針對審判先知懷疑的話語:「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這裡,或說:基督在那裡,你們不要信!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神蹟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選民迷惑了。你們要謹慎。」
[9]注視天啟的徵兆,記住「天啟」這個詞在希臘語中的開放性含:“apokálypsis”掀開簾子揭示表示在一個被虛假和誤解統治的時代揭露那些隱藏在廣大人群背後的東西。由於新約(the New)徹底上的異相性,上帝的到來會造成恐慌和混亂——回想海納‧米勒(Heiner Muller)著名的格言:「新世紀的第一個表象就是恐懼」或者像塞內(Seneca)在幾乎兩千年前說的:「盡管罪惡已經犯下,我們依然發現很難相信這都是可能的。」(Et ipse mirror vixque iam facto malo/potuisse fiery credo)(Medea 883-4)這就是我們針對根本罪惡的反應:罪惡是真實的,卻仍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但是對於新約,我們難道不是抱有完全相同的看法嗎?



那麼應該怎樣我們經常聽到的,尤其是在災難發生後經常聽到的那種天啟的說辭?這裡最終的悖論就是,過分的劫數難逃論(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經書如是說)成了一種自衛,用來混淆真實危難的手段,不去重視真實的危險。這也就是為甚麼對於那些想要我們相信即將發生的凶險的生態學家唯一得體的回就是他們絕望辯護的真實對象恰恰是他們自己的不相信——由此,我們對他們的回應像這樣「別擔心,災難無法避免!」……災難即將來臨,不可能的事情即將在我們身邊發生——但是請靜觀其變,不要被倉促的推測束縛,不要讓自己陷入合理扭曲的樂趣,說道「這就是了!可怕的時刻已經到來!」在生態學中,這樣天啟式的胡思亂想以多個形式表現:全球變暖會使得我們在幾十年中全被淹死;生物基因技術會滅絕人類的倫理和責任;蜜蜂很快就會消失,難以想象的大飢荒接踵而至……重視這些說法,但不要被其引誘,不要沉溺於對罪惡和正義的錯誤感覺。(「我們冒犯了地球母親,所以我們罪有應得!」)相反,請保持頭腦冷靜——「你們要謹慎」:


「你們要謹慎,警醒祈禱,因為你們不曉得那日期幾時到來。

「這事正如一個人離開本家,寄居外邦,把權柄交給僕人,分派個人當做的工,又吩咐看門的警醒。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甚麼時候來,或晚上,或半夜,或雞叫,或早晨。
「恐怕他忽然來到,看見你們睡著了。
「我要對你們所說的話,也是對眾人說,要警醒。(馬可福音13章)


時刻保持清醒,但是我們期待看到甚麼呢?正如我們已經見到過的,左派進入了一個深度危機的時期——20世紀的陰影依舊籠罩,全面的潰敗還沒有得到承認。在資本主義興旺的歲月,左派很容易扮演預言魔女凱珮卓(Cassandra)的角色,警告說這種繁榮正是建立在假象之上,預言到災難即將來臨。現在,左派一直以來期待的經濟低迷和社會分崩離析正發生在當下,抗議和暴亂在全球各處爆發——但是左派人士對這些事件一致性的看法回應卻明顯缺失,任何一個能夠將孤立的動亂抗爭整合成積極社會變革項目的計劃也沒有:「在當下全球相互關聯的秩序下,如果正值一個國家發生經濟危機,應該——不那麼可笑的細節層面——針對「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或者甚至“partly detached pseudo_nation-state non-finance-capital-driven capitalism”作出怎樣的評價[10]克拉克(T.J. Clark看到這種無能為力的原因出自左派的「未來主義」Futuralism之中,在面對一個徹底解放了的未來行軍方向之中;由於這個固著固置fixation,左翼被一種思想癱瘓了,這種思想是左翼的任務就是將現在the present的內臟傾倒出來搜尋未來大災難和救贖的,換言之,左翼的解放計劃繼續以某些等待步出皇帝陵墓的兵馬俑似的覺醒的諸眾的出現作為前提[11]




我們必須承認這個幼稚且黯無前景的幻中的一絲真理,看起來要耗盡個走入正軌的政治運動中唾手可得的成功:也許我們應該事實上放棄關於大覺醒的神話——那個當(如果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新的無產階級,諸眾或者其他甚麼階級的聯盟,合起強大的力量執掌具有決斷性的干預的時刻。上至哈特(Hardt)和奈格里(Negri)的(激進)左派的整個歷史,都充滿等待這一大時刻的立場的色彩。在描述了各種反抗帝國的諸多形式後,哈特(Hardt)和奈格里(Negri)的眾以救世主的觀點結束,指向大斷裂,那些諸眾運動變形為新世界的突然降臨的決斷時刻:“After this long season of violence and contradictions, global civil war, corruptioin of imperial biopower, and infinite toil of the biopolityical multitudes, the extraordinary accumulations of grievances and reform proposals must at some point be transformed by a strong event, a radical insurrectional demand.”[12]然而,在這一點上當我們期待擁有關於這種大分裂最基本的理論上的信心的時候,我們能夠得到的答案是再一次退回到哲學本身之中:“A philosophical book like this, however, is not the place for us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time for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decision is imminent.”[13]哈特(Hardt)和奈格里(Negri)兩人在這裡有很大跳躍:當然我們無法要求他們根據實際經驗提供對於這種大決斷,對於這種通向全球化的「絕對民主」,通向諸眾自治這條道路的詳細描述;然而,如果是這種理性地拒絕參與到所謂表面上成型的未來主義的預測掩蓋了一種內置的概念上的僵局無能為力會怎樣呢?這就是說,我們所作所為和應當期待的就是關於這種質變名義上的結搆的描述,就是關於從大眾反抗當權者的統治走向大眾直接自治之路的描述。




如果我們徹底放棄這一關於堅信末世論的立場將會怎樣?克拉克(Clark)得出結論,人們不得不接受關於社會生活的悲觀景象:沒有偉大光明的未來,猛虎般的苦痛、邪惡、和暴力也不會消去,在這種情況下,唯一合理的政治就是嘗試去囚禁這些怪獸的中庸之道:“a politics actually directed, step by step, failure by failure, to preventing the tiger from charging out would be the most moderate and revolutionary there has ever been.”[14]實踐這種政治將會招致那些當權者瘋狂的反撲,使得「政治組織動員(political organizing)和武裝反抗之間的界限」灰飛煙滅。[15]再來,這個提案中的點滴真理在於策略上恰到好處的嚴謹「中庸」的要求往往能夠引發全球變革——回看下戈爾巴喬夫「中庸」式改革嘗試結果導致了蘇聯的解體。 但是這就是我們想要說想要做的全部嗎?




法語中有兩個表示未來的單詞,無法準確地翻譯成英文:Futur和avenir。Futur表示為現今延續的未來,就是現今趨勢的完全實現的結局,但avenir更多指向激進突破,與當下的分道揚鑣——aveni是將要降臨的(a venir),而非將要成為的。例如在當今的末日啟示的全球現狀下,最終出現在地平線上的「未來」就是讓‧皮埃爾‧迪皮伊(Jean-Pierre Dupuy)稱之為反烏托邦的「固定點」﹝按:數學概念,比喻自我重複﹞生態學上徹底崩潰和全球經濟社會大動亂的零點——即使這一時刻無限期被推遲,我們所處的左派現實的發展趨勢仍然導向零點這個理論上的「磁芯」。與大災難抗爭的手段就是想法打斷這種滑向災難「固定點」的趨勢,並自行承擔導致其他顛覆性後果降臨的危險。這裡我們看到「沒有未來」這個口號其實一語雙關:深層次講,這不意味萬事指定的結局,和我們在變革上的無能為力,相反我們應該為之奮鬥[去終結未來本身],去打破那一貫持有的災難性「未來」的想法,並就此[將未來的終結看成,或者說終結未來的行為本身]為新事物的「降臨」騰出位置。




基於這種區別,我們可以看清馬克思本身(
時也是二十世紀左派本身)的問題所在:問題並不在於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之夢過於烏托邦,而是他的共產主義之夢過於「未來性」。馬克思關於柏拉圖的論述(柏拉圖的理想國並非烏托邦,而是當時古希臘社會的理想化模型)同樣適用於他本人:馬克思所理解的共產主義依舊也是當時資本主義的理想化模型,一個去資本主義化的資本主義,即廣泛性脫離了利潤和剝削的擴大的自為的再生產。這也就是我們為甚麼要從馬克思回歸到黑格爾,回到黑格爾對社會歷程悲劇性的「預見」,那裡沒有隱藏的目的論引領我們,那每次干預都導致[歷史進程]走入未知,走入總是超乎我們預料的結局。我們能夠確定的全部就是現存系統不能無限制地重自我:不論即將來臨是甚麼,都不是「我們的未來」──新的中東戰爭、經濟動蕩、或者聞所未聞的生態災難都能夠輕易改變我們預測未來的根基。我們應當完全接受這種開放性,並僅僅依靠只有從未來才能解讀的模糊跡象指引我們。



[1]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99.p. 482.


[2] Gilles Deleuze: Cinema 2: The Time-Image,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9.


[3] With all respect for Marcel Proust’s genius, when one reads about his way of life – spending most of the day in half-darkened room, sleeping long, depending on his servant – it is difficult to resist the pleasure of imagining him being condemned by a workers’ regime to a years or so of re-education camp, where he would be forced to get up at 5 AM, wash in cold water, and then, after a meager breakfast, work most of the day digging up and transporting earth, with the evenings filled up with singing political sings and writing confessions…


[4] All quotes from Pascal are from the online version of Pensees.


[5] As to the relevance of Pascal’s deus absconditus for the notion of transference in psychoanalysis, see Guy Le Gaufey, L’objet a, Paris: EPEL 2012.


[6] Karl Barth, God Here and Now,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45-46.


[7] Op.cit., p. 42.


[8] Op.cit., p. 49.


[9] Also translated as: “/But/ be on your guard!”


[10] T.J.Clark, “For a Left with No Future,” New Left Review 74 (March/April 2012), p. 55.


[11] Op.cit., p. 54.


[12]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 358.


[13] Op.cit., p. 357.


[14] Clark, op.cit., p. 67.


[15] Op.cit., p.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