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無身體器官》導言
Zizek《Organs Without Bodies》 Introduction (In response to Deleuze's 《Body without Organs》回應德勒茲《無器官身体》)
譯者：張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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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 一種觸碰(Encounter)，而非對話(Dialogue)
眾所周知，德勒茲對辯論十分反感----- 有一次他寫道，有一個真正的哲學家坐在一間咖啡廳裡，當他聽到有人說 “讓我們對這個觀點進行小小的辯論！”時，他立刻跳起並盡快離去。他曾經能夠引用哲學的整個歷史來作為他這態度的証明。而寫對話錄的柏拉圖(首個真正形上學家)大概是在哲學的歷史中最大的諷刺，因為他的對話錄從未涉及一種論證的對稱交換。在早期的對話錄中，蘇格拉底佔據了 那個“知道其什麼也不知道”的位置，並且從其中他動搖了他的同道人所預定的知識；在晚期的對話錄中，這主角進行一切講話在於當其同道人的貢獻被限制於如 “就是如此！”、“憑藉宙斯，你是對的！”等等這些突如其來的驚嘆。同時，人們應該完全認同和承擔這個事實而非哀悼它。正如巴廸歐所言，哲學是固有地公理式的，即一種對基礎洞見的結果式(按:這個字乃哲學技術用字，有必然性之意義)疏解。因此之故，所有在哲學史中偉大的 “對話綠”正正是對大量個案的誤解：亞里斯多德誤解柏拉圖、黑格尔誤解康德和謝林、馬克思誤解黑格尔、尼采誤解基督、海德格誤解黑格尔…正正當一個哲學家施加一種至關重要的影響力於另一個哲學家身上，這種影響力毫無例外地建基於一種生產性誤讀----難道整個分析哲學不正正是從誤讀早期維根斯坦而出現？
另一種關於哲學的複雜性時常關係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其他的學科接任了哲學的(起碼一部份的) “規範”角色：在一些十九世紀的國家如匈牙利或波蘭，正是文學擔演了哲學的角色(表達國家在其整個構成的過程中其意義的最終視域的角色)；在今天的美國---- 在認知主義和腦研究佔支配地位的條件下----大部份 “歐陸哲學”在比較文學、文化研究、英文、法文和德文系之內進行 (正如他們所言，如果你要分析一隻老鼠的脊椎骨，你便是正在研究哲學；若你分析黑格尔，你便是屬於比較文學)；在1970年代的斯洛文尼亞， “異見”哲學在社會學系和研究所中進行。同樣存在另一種哲學接管其他學術(甚或非學術)實踐或學科的任務的極端個案：同樣在前南斯拉夫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哲學是其中一個首先表達 “異見”政治計劃的場所----- 它實際上是 “以其他工具”追尋的政治”(阿圖塞尔把這連系到列寧)。因此，哪裡是哲學擔演的 “規範角色”？人們通常訴諸德國。然而，難道不是已經存在一個 陳詞濫調，即在德國歷史上其哲學的非凡角色正正建基在實現其國家政治計劃的落後？正如馬克思曾經所言(從海涅(Heine)那裡所得的線索)，德國擁有哲學的革命(德國觀念論)正因其缺乏政治上的革命(這在法國所進行)。那麼，是否根本存在一個規範？最接近的例子是，若人們想想一百年後在德國的新康德主義或二十世紀早期的法國笛卡兒知識論(如布倫士維格（Léon Brunschvicg）)所造成的貧瘠，這正是哲學最陳腐、最學究、最不切題以及“死亡” (難怪在2002年，呂克．費希被任命法國新中間右派政府的教育部部長。)。那麼，若不存在任何 “規範角色”又如何？若這些例外自身回塑地創造這個 它們所謂違反的“規範”的幻覺又如何？若然在哲學裡不只存在這個例外，並正正若然哲學---對真正哲學思想的需要----同時出現在社會大廈的局部構成物(parts-constituents)不能擔演其 “真正角色”的時刻之時又如何？若然對於哲學的 “真正場所”正是這些被 社會大廈中的“病態式”置換所開展的裂縫和空隙又如何？
故此(或其他理由)，巴廸歐拒絕拉康的 “反哲學”是正確的。事實上，當拉康不斷修改這所大廈，即哲學如何企圖 “填補空洞”來展現一種全體的普世觀、掩蓋所有裂縫、斷裂和不一致性(即是說自我意識的整全自我透明性)-----並且精神分析如何確認構成性裂縫/斷裂/不一致性等來抵抗哲學-----他簡單地遺留了一個重點，即哲學最基礎的姿態是：不關閉這個裂縫，而相反在這所普世的大廈中開展一個激進的裂縫，即 “本體論差異”，這個裂縫在經驗和超驗之間，在其中這兩個層次都不能被化約為彼此(正如我們從康德裡得知，超驗構成正是我們人類的界限並且其和 “創造現實”毫無關係；另一方面，現實只能在超驗視域之內向我們顯現，因此我們不能從現實的本體之自我生成中生產這個超驗視域的出現)。(1)
一本論德勒茲的拉康式著作不能漠視所有這些事實。因此，《無身體器官》不是一種這兩個理論之間的對話，而應該一些更不同的東西：一種追尋這兩個不能相融的場域之間的觸碰的企圖。一種不能被化約為象徵交換的觸碰：在其中超出象徵交換以及在象徵交換之上的共鳴是，一種創傷性衝擊的回響。當對話是陳腔濫調，觸碰卻是十分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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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為何是德勒茲？在過去十年，德勒茲以當代哲學的主要參照出現：像 “抵制式的多”、 “遊牧式主體”、 對精神分析的“反俄底浦斯式”批判這些概念等等正流行於今天的學術界-----更不用說德勒茲越來越作為今天反全球化左派及其對抗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無身體器官》在此 “反對流行的方式”：它的開始前提是潛藏在這個德勒茲之下(基於他和瓜榙利(Felix Guattari)合著作品的閱讀那個德勒茲的流行形象)，存在另一個更和精神分析和黑格尔接近的德勒茲，其結果(consequences)更為使人震驚的一個德勒茲。因此，這部著作首先分辨出德勒茲在《反俄底浦斯》(Anti-Oedipus)和《意涵之邏輯》(The Logic of Sense)之間的思想的內在張力，即在那讚揚抵抗存在的物化秩序的流變(Becoming)的生產性的多的德勒茲和意涵-事件(Sense-Event)的無驅體性流變(incorporeal becoming)的不育性的那國德勒茲之間的張力。那麼這個張力的結果是關於三個主要領域來開展：科學、藝術(電影)和政治(不難在這三個領域之中看出真、美、善這古老三元組)。(2)關於科學，在一邊是精神分析，它和而另一邊是認知主義和腦神經科學之間的可能連結被發掘出來。關於電影，對一在經典和當代好萊塢電影(從歐希柯克到《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中一系列的形式步驟的分析被用作開展 “無身體器官”(它倒置了德勒茲式的無器官身體這個概念)如何擔演了一個不只進行形式分析還同時關於革命主體的新形象的主要角色。同時最後關於政治，流行的“德勒茲式政治”的困局和無能被揭示出來，而一種不同的“德勒茲式政治”的輪廓則被勾勒出來。在這裡，批判的目標涉及那些德勒茲主義的各方面，即當化妝作為激進的時尚之時，這種德勒茲主義實際轉化德勒茲為一個今天 “數碼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支持者。
當大衛‧利恩(David Lean)在1964年於馬德里市效拍攝他的《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時，一群西班牙國家主義者必需在一個關於一個大型示威的場境中唱 "國際歌"。這個電影團隊十分驚訝地發現他們竟然懂得這首歌，以及以這樣一種在這種弗朗哥式管治干預下的熱情去歌唱，團隊認為他們正在進行一個真正的政治示威活動。更甚的是到晚上時(那場境需在晚上進行)，當住在附近住宅的人聽到歌的回音時，他們打開酒瓶並開始走到街上跳舞，他們錯誤地推斷弗朗哥死去和社會主義者已經奪權。
這本書獻給那些幻覺式自由的魔法時刻(它們在某程度上正正不僅是幻覺)以及那些被那種回歸 "規範式"現實所阻撓的盼望。
注釋：
人們大概源著這線索應該甚至冒險提出精神分析----主體與其最內在的幻覺內核的直接觸碰----不在再被接受為最終主體的本真性姿態。
特別關於這本著作的哲學面向，我想感謝莊遜(Adrian Johnson)很多的有用的關鍵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