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urn of the natives" Zizek On Avatar
「詭異地，當《阿凡達》橫掃全球票房時（上映不足三週已大收十億美元），一個擁有相同情節的故事也正在現實中上演。內東加里亞空達（Dongria Kondh）族人居住的印度奧里薩邦的南部山區，被賣了給一家採礦公司。該公司計劃開採當地藏量豐富的鐵鋁氧石（bauxite）（礦藏估計至少值四萬億美元）。此計劃激起了內東加里亞空達族人的強烈反抗，一場毛派納薩爾派分子（Naxalite）的武裝叛亂因而爆發。」
「《阿凡達》忠於傳統的情侶生產公式．．． 一系列殘暴的種族主義母題：即使一個下身殘廢被地球遺棄的人，已經有足夠能力奪取美麗原住民公主的芳心、並協助土著贏得關鍵一仗。電影教導我們，原住民只有一個選擇，要麼被人類拯救，要麼被人類殲滅。換言之，原住民若不想成為帝國主義現實的受害者，就得飾演白人幻想中的既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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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Tou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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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士金馬倫執導的《阿凡達》（Avatar）故事圍繞一名残疾的前海軍陸戰隊隊員，受僱主之命從地球來到遙遠的外星，滲透進藍皮膚的外星原住民族群中，並游說他們讓企業開採星球的天然資源。經過複雜的生物操控處理，男主角化身成為年輕的原住民，以意識操控着「阿凡達」的軀體。
這些原住民深具靈性，而且與大自然和諧共生（他們能從身上伸出一條觸角，插進馬匹和大樹，與它們溝通）。一如所料，海軍隊員愛上一位美麗的原住民公主，並加入土著的陣營作戰，協助他們驅逐人類侵略者以及拯救這個星球。影片的結局，男主角將他的靈魂由腐朽的人類軀體轉移到原住民「阿凡達」的軀體內，自此成為他們其中一員。
《阿凡達》的3D效果超真實呈現，加上結合真實演員和數碼動畫處理，應使其與《Who Framed Roger Rabbit》（夢城兔福星, 1988）及《The Matrix》（廿二世紀殺人網絡, 1999）等電影相提並論。在這些電影裡，主角都身陷於我們的日常現實與一個想像的宇宙中間──不論是《Roger Rabbit》的卡通世界、《The Matrix》的數碼現實，還是《阿凡達》裡被數碼所强化的日常現實。值得注意的是，《阿凡達》的敘事雖然設置在同一個並且是相同的「真實」現實裡，畢竟我們所應對的──在固有的象徵性系統層面上──實際上是兩層的現實：一層是普遍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世界，另一層是原住民居住、在大自然過著亂倫生活的幻想世界（後者不該和人們實際上正被剝削之悲慘現實混為一談）。故此電影的結局應理解為主角完全由現實遷移到幻想世界──就像在《The Matrix》中，Neo決定再次讓自己完全沉浸在母體裡。
儘管如此，這不表示我們應該更「真誠」地接受真實世界，從而否定「阿凡達」的軀體。如果我們將幻象從現實中減除，現實本身將失去其一致性，並隨之瓦解。要在「要麼接受現實，要麼選擇幻象」之間二選一是不恰當的：要是我們真的希望改變或逃出社會現實，首先要做的是改變幻象，因幻象把我們安置在現實裡。正因為《阿凡達》的主角並沒有改變這一點，所以他的主體位置，只是拉康就薩德所言的「被其幻象所欺騙」（le dupe de son fantasme）。
如此一來，我們難免忽發奇想，若《阿凡達》推出續集的話，在數年（或是數月）的幸福過後，主角將開始感到某種奇異的不滿足，同時開始想 念那個腐敗的人類世界。這種不滿足的根源，不僅因為每一個再完美的現實世界，遲早也會令我們失望，而是真正令失我們失落的，正是這個完美世界的完美性：這 完美意味著在這個世界當中我們──作為幻象的主體──沒有位置。
《阿凡達》所想像的烏托邦遵照荷里活悠久的公式來生產情侶──一個順從的白人英雄不得不走進野蠻人當中尋找一位合適的性伴侶（請回憶《Dances With Wolves》與狼共舞一片）。一部典型的荷里活產品，任何事情，從圓桌騎士的命運到小行星撞擊地球，皆被倒置成一種伊底帕斯式叙事。如此荒謬的頂峰體現在將所有重大歷史事件設定為成全一對情侶的佈景。透過Warren Beatty的電影《Reds》（1981），荷里活成功地改造了十月革命，這個可說是20世纪最創傷的歷史事件。電影中，John Reed 和Louise Bryant這對情侶面臨重大的感情危機；當Louise注視著John發表其慷慨激昂的革命演說時，他們的愛火被重新燃點了。
接下來是兩人的床戲，並和典型革命場面交叉剪輯，其中一些革命場面非常明顯地帶有性意味；比如，當John插入Louise的時候，鏡頭剪輯至一條黑壓壓擠滿了示威群眾的街道，群眾包圍並剎停了一輛正在穿插的「陽具」（phallic）纜車──這一切都以《國際歌》（The Internationale）的歌聲為背景發生。在情侶到達性高潮之際，畫面上出現列寧，他向擠滿了大廳的代表發表演說。與其說他是一位冷漠的革命領袖，列寧倒更像一位睿智的導師，正在監督情侶的戀愛入門課。如此看來，對荷里活來說，只要能重新撮合一對情侶，即使是「十月革命」也是OK的方法。
同樣，金馬倫的早期巨製《鐵達尼號》Titanic真是一套郵輪撞冰山的災難片嗎？我們需要留意的是災難爆發的一刻：當年輕情侶（Leonardo DiCaprio and Kate Winslet）的感情戲圓滿收場然後兩人回到甲板的那一瞬間，意外發生了。更為關鍵的是，在甲板上，Winslet告訴她的愛郎，當船在明早到達紐約後，她就會和他私奔；她情願與真愛過貧困的日子，也不要和富人過虛偽和腐朽的人生。
就在這一瞬間，郵輪撞向冰山，為了阻止無疑是真正災難的降臨：也就是情侶到達紐約後的（『殘酷的現實』）生活。我們可以大膽假設，這對情侶往後的悲慘生活，最終會摧毀愛情。這裡的言外之意在於：災難的發生，畢竟旨在拯救他們的愛情並維持某個幻覺：如果災難沒有發生，他們就會一直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當生命踏入倒數階段，DiCaprio提供了進一步的暗示：當他泡在冰冷的海水中作垂死掙扎時，Winslet卻漂浮在一塊大木頭上安然無恙。在她意識到快要失去愛人之際，張口喊叫「我絕不會放棄你的！」──語音未落，她親手把愛人推開了。
為何如此？因為DiCaprio應該功成身退了。在愛情故事的覆蓋之下，《Titanic》原來訴說著另一個故事：一個被寵壞的富家女兒面臨著身份危機。她感到困惑，不知如何自處，故此DiCaprio不單只是她的情人，他實際上充當著一個「消失的中界」（vanishing mediator），其功能是恢復她的身份自覺以及人生目標。他沉沒於北大西洋前的遺言，並不是情侶的訣別言語，而是一個傳道者的訊息，告訴她要誠實地面對並忠於自己。
我們不應被金馬倫膚淺的荷里活式馬克思主義（他粗陋地標榜低下階層，以及譏諷地刻畫富人残酷的利己主義）輕易騙倒。他對窮人的憐憫隐藏著反動的謊言，這謊言最初已於Rudyard Kipling的電影《Captains Courageous》（怒海餘生）完整地展開。故事是有關一個面對危機的年輕富人，如何在短暫地洗盡鉛華、過了一段徹底貧困的生活後，終於恢復了生命力。說穿了，潛藏在這些導演針對窮人的慈悲心背後的是吸血鬼式的剝削。
時至今日，荷里活似乎已逐漸拋棄這種生產情侶的公式。Dan Brown的《Angel and Demon》無疑是創造了流行小說改編電影的先例，電影版裡沒有小說男女主角的性愛場面；這跟傳統荷里活手法背道而馳──小說原本沒有的性愛場面，電影版本都會加插進去。性愛的缺席並不意味著解放；相對而言，我們所面對的仍是更多的証據，支持著巴迪歐（Alain Badiou）在他的《Éloge de l'amour》裡所描述的現象──今天，在我們務實兼自戀的時代，戀愛的真正概念（即熱情地依戀著一位性伴侶），可被視為過時和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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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達》忠於傳統的情侶生產公式：白人娶了原住民公主繼而稱王的故事，及其對幻覺的深信不疑，令它成為一部意識型態上保守、過時的電 影。精湛特技的作用是掩蓋這種根本的保守性。然而，我們不難發現，埋藏在這政治正確主題底下（老實的白人跟愛環保的原住民聯合抵抗「軍工業混合體」的帝國 主義侵略者），存在著一系列殘暴的種族主義母題：即使一個下身殘廢被地球遺棄的人，已經有足夠能力奪取美麗原住民公主的芳心、並協助土著贏得關鍵一仗。電影教導我們，原住民只有一個選擇，要麼被人類拯救，要麼被人類殲滅。換言之，原住民若不想成為帝國主義現實的受害者，就得飾演白人幻想中的既定角色。
詭異地，當《阿凡達》橫掃全球票房時（上映不足三週已大收十億美元），一個擁有相同情節的故事也正在現實中上演。內東加里亞空達（Dongria Kondh）族人居住的印度奧里薩邦（state of Orissa）的南部山區，被賣了給一家採礦公司。該公司計劃開採當地藏量豐富的鐵鋁氧石（bauxite）（礦藏估計至少值四萬億美元）。此計劃激起了內東加里亞空達族人的強烈反抗，一場毛派納薩爾派分子（Naxalite）的武裝叛亂因而爆發。
Arundhati Roy於《Outlook India》雜誌裡，敍述了這幫毛派的游擊隊：
. . . 幾乎全由極度貧窮的部落族人組成，他們生活於長期飢餓的狀態，嚴重程度比得上撒哈拉沙漠南部非洲地區的飢荒。這個族群，在印度所謂獨立六十年後，仍然無法獲得任何教育、醫療或法律補償。正是這族群，數十年來遭受無情的剝削，被小商家和放貸者不斷地詐騙，他們的婦女任由警察及林業部門的人員近似領有牌照的方式強暴。一路以來，憑著一批毛派幹部長年累月地和他們共同生活、工作和並肩作戰，他們尊嚴的假象才能勉強維持。今天，部落族人拾起他們的武器，全因為印度政府一直以來給予他們的，除了暴力與忽視之外就是一無所有，到了今天還要奪走他們僅有的──他們的土地. . . 族人們深信，今天若不為土地而戰，自己必被消滅. . . 這支衣衫襤褸、營養不良的部隊（當中大部份士兵甚至從未見過火車、巴士或小鎮），此刻只為生存而戰。
印度總理把這場叛亂定性為「單一最大型的國內安全威脅」；主流媒體將它醜化為對發展的極端主義反抗，並以鋪天覆地的「赤色恐怖主義」報導取代「伊斯蘭恐怖主義」。這就難怪印度政府以大規模軍事行動來對付位於印度中部森林區的「毛派大本營」。在這場殘酷的戰爭中，實際上雙方都訴諸大型暴力，而彰顯「人民正義」的毛派，他們的抗爭尤其激烈。然而，不論這種暴力多麼不合我們的自由主義品味，我們也沒有任何資格譴責它。為甚麼？他們的狀況正是黑格爾（Hegel）所言的「烏合之眾」（rabble）概念：可見，印度納薩爾派的反叛分子皆是飢餓的部落族人，他們連生命最卑微的尊嚴都被剝奪了。
由此觀之，占士金馬倫的電影佔據甚麼位置？沒有位置：印度的奧里薩（Orissa）沒有尊貴的公主等待白人英雄來誘惑她和拯救她的族人，只有一幫毛派的幹部義無反顧地組織飢餓的農民。電影容許我們實踐一種典型的意識型態分裂：一邊憐憫被理想化的原住民同時，一邊否定人民真實鬥爭的權利。弔詭的是，欣賞《阿凡達》及仰慕其原住民反抗者的一班觀眾，極有可能會同時厭惡地否定納薩爾派份子，將他們歸類為兇殘的恐怖份子。明白這個道理，就明白真正的「阿凡達」軀體其實就是《阿凡達》本身──電影早已替代了現實。
